胡同中的百年名校

（原标题：胡同中的百年名校）

在历尽沧桑的内务部街十五号，有一所誉满京城的百年名校，它就是我的母校——北京市第二中学——

1964年6月，我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心中的“第一志愿”北京二中——当我佩戴上那白底、黑字的校徽，甭提多神气啦！

记得开学典礼，戴着大黑墨镜的校长郭柏年就向我们介绍：“二中始建于清雍正二年闰四月初五（即公立1724年5月27日）。初为 清左翼镶白旗子弟学校 ，首届学生仅40人，将够一个班；至1912年辛亥革命才改为 京师公立第二中学校 ，且不分满、汉公开择优招录至三个班的四年制初级男子中学。校址初为东四南大街灯市口路东的史家胡同59号，也就是明末抗清名将史可法的祠堂，即现今的史家小学低年级部。1936年的民国二十五年11月1日，二中迁至内务部街东口路北的原民国北洋皖系军阀段祺瑞的内务部办公行署的旧址，直至今日。”

校总支书记方道霖接着强调：“二中不光历史悠久，且有着多年的爱国传统。1926年3月18日，15岁的安徽籍学生周正铭，积极响应革命先驱李大钊发起的声讨段祺瑞卖国政府的万人游行，不幸在铁狮子胡同的段府门前，与鲁迅笔下的刘和珍君一道，被凶残的反动军警枪杀。现位于圆明园的 三一八 惨案墓碑上，仍清晰地刻着周的名字。希望我们铭记先烈遗志，努力学习，早日成才报效国家。”

二中那青灰色的欧式校门古朴典雅，校园分南北俩院，路南是宽敞的篮球场；北院为教学区。当年，学校大门的收发处，昼夜由个子不高的川籍工友李振川值守。李大爷那会儿戴着一副凹如瓶底的老花镜，每天按时拉响上下课的铃声，并兢兢业业收发邮寄的报纸信件，因他终身未娶并以校为家，而被师生们亲昵地称为“老处长”。

迈进校门，迎面一拉溜老式平房，是我们初一年级的教室。穿过门厅向北，是拔地而起新建的四层教学楼。楼东侧宽敞的音乐室，当年的“花腔女高音”孙畅老师曾在那教我们唱歌、拍戏。尽东头是昔日的校办工厂。东墙靠南矗立着6米多高的综合健身器，上有吊环、秋千和用于攀爬的大绳、软梯。

我们上初一年级时共六个班，至今还记着班主任依次为：1班政治女老师边湘兰，2班为戴眼镜的生物女老师任妙玲，3班是脸颊消瘦的语文女老师宋芹兰，4班是慈眉善目的特级语文教师王寅霞，5班是位操着浓重南方口音、常因“椰子、鸭子”吐字不清闹出笑话的历史老师沈希铮，6班是大眼睛、两颊绯红的数学女老师张彭清。其中1、2班学俄语，俄语老师为雷启之； 3至6班学英语，英语老师为绰号“阿包特”的印尼归国华侨李运能；物理化老师为浓眉大眼的王云芳；语文教师为后来的著名作家韩少华。

我当年被分到初一（6）班。因班主任张彭清老师让我担任了少先队中队长，于是优先加入了享誉京城的二中鼓号队，不仅荣幸地参演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还多次风光地参加了首都机场和天安门广场的各大迎宾活动。

1960年的北京，夹道迎宾的活动频繁。为应对市府半夜下达的通知，全校各班均建立了“联络网”。如我家与学校一墙之隔，即为“网头儿”；但凡老师接到紧急迎宾的通知，先来家告诉我，我再连夜打着手电，北上本司胡同通知本班的陈义、李抗美，二人即分别去通知西住翠花胡同的许迪和住华侨大厦的邱晓；后我折回再南去通知住在禄米仓的康迪、钱宝森、曹桂芳，后三人犹如三道放射性的“多米诺”骨牌，分别接力式地各往南通知住在东、西总布胡同的吴东东、韩津津、董铁军，和住在北京站的冯凡及住在建国门的王林平、陈接旗等。在那个没有电话、手机的时代，二中的师生愣是依靠这“联络网”的土办法，确保了历次的迎宾活动从未闪失。

至今，我印象最深的是上生物解剖课。头节课，女老师任妙玲让我们用大头针先把活蹦乱跳逮来的蟾蜍四脚朝天固定在蜡盘上，后指导我们用小刀切开蟾蜍白净的肚皮。因我们头回杀生，当一看到那突突跳的心脏和盘绕的肠胃,个个战战兢兢；待第二节课解剖从市场买来的活鲫鱼时，我们才变得驾轻就熟。

1965年我们升至初二，班主任改为后因撰写儿童朗诵诗集《红旗一角的故事》而蜚声全国的著名少儿文学家尹世霖。尹老师祖籍山东日照，高中曾就读于二中，1961年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返校任历史教师时，已经是国家乒乓球队的二级运动员。他潜心钻研教学，并与夫人、北京二十二中的教师赵桂玉合著了《中国近代史自学读本》。为了让我们易懂好记，尹老师精心将中国各历史朝代简编成顺口溜，以至于44年过后我们聚会时，仍能朗朗上口地吟诵出：“尧舜禹、夏商周；战国春秋西东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和十国；辽宋夏金元明清。”

都说尹老师的授课循循善诱、生动幽默；以至于我们听得张嘴瞪眼常忘了下课。课余时，他还辅导我们从事写作。在他的启发下，我和同学陈义、李抗美率先办起了“三人班级周刊”；又如同学邱晓、黄强祖、曹桂芳、陈建龙分别撰写的《评抗金英雄岳飞》、《秦桧该骂，皇帝更该骂》等四篇文章，经尹老师推荐还刊登在1965年3月的《中国青年报》上。

后来，班主任更换为数学女老师郭文贤。尹老师去接管五连二排。在当时“读书无用、造反有理”的氛围中，倔强执着的尹老师硬是一连数个晚上回家自编出《中国古代历史》、《世界近代史及马克思主义的来源和组成部分》、《诗歌欣赏和创作》的三门教材，白天到校用蝇头小楷赶刻蜡纸，为全班45名同学每人印制一份，坚持顶着巨大压力开展教学。

此举在当时的京城可谓独树一帜。正因为如此，“拨乱反正”后的1984年，尹老师教的文科班在参加全市高考中，历史及格率达到100%，全班平均分一举荣获全市第一名，其中同学齐力还考得全市个人最高分。

二中不光注重教学，同时也坚决贯彻“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记得1965年，二中在先农坛体育场隆重召开春季校运会，时任市体委主任的张清季还莅临到场。

记得在体育老师兼国家一级篮球裁判王荣的调教下，当年二中的篮球运动非常普及，其中由队员张衡、管冲、程向志、徐永生、孙贤礼、范立仁、李宾、罗晓征、黄炎、任若恩等组成的校篮球队，1963年至1965年，连续荣获市中学生篮球联赛的亚军。

又如我们初二（6）班以任未多、李立群、张提多、康迪、褚培德、孙汝宏、冯皓、李可长、董铁军、刘永生等组成的篮球队，年年蝉联学校初中组的篮球比赛冠军。尤其是我班以100比24分赢得初二（4）班的经典之战，至今仍为大家津津乐道。

1963年，身为国家一级乒乓球运动员兼二级裁判的体育老师许保权创办了二中“小红星”乒乓球队。在他的精心调教下，队员白一宇竟达到了国家一级运动员的水平，而且队员齐易、朱明、强克西、潘幕平、孙权等只要出席市区比赛，年年取得个人、团体全市第四、全区第一的好成绩。

再说身高体魄的体育教师蒋小魁，无冬历夏坚持上街长跑锻炼。1965年北京市首次举办环城马拉松长跑赛，由蒋老师带领的二中长跑队，一举囊括团体、个人第一名。

由音乐女老师孙畅牵头、陈伟和汪成用任指挥的50人二中合唱团，演出水平享誉东城。与此同时，由百十号高中生组成的二中腰鼓队可谓风靡一时。尤其为参加国庆15周年的游行，队员们个个穿上从附近部队借来的黑皮鞋、黄军装，戴上大檐帽、再扎上武装带，斜挎腰鼓，扬起那缀着红绸子的鼓槌，“咚咚咚”奏响的陕西“安塞腰鼓”，个顶个儿透着那叫神气！

为从小培养我们的劳动观念，当年二中经常组织我们前往京郊的五里店农场、大东流苗圃和小武基麦收劳动，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965年秋去南口农场，当时300多名师生在农场的礼堂打地铺，吃的是大锅熬菜、窝窝头，每天头顶风沙烈日，在居庸关长城脚下、当年杨家将征战的金沙滩挥锨扬镐，为一棵棵果树扩坑、施肥。虽说，我们稚嫩的双手均被磨起了一串串的血泡，但我们的意志品质却从此得到了磨练。

1968年，我校高中的杜晓山等自告奋勇作为全市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奔赴了内蒙古插队。当年7月13日，我与同学邱晓也打起背包、告别二中奔赴了北大荒支边。

我通过参加历年的校庆获悉，自二中毕业的名人有：曾为中央委员的广西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李振潜，原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吾乐，原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清泰，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德平、田鹤年，核工业部副部长陈肇博，地质矿产部副部长夏国治，航空工业部副部长高镇宁，原国家安全部副部长詹永杰，市政协原副主席熊大新，中国科协副主席、中科院院士沈岩，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陈立友，中国原驻俄罗斯大使武韬等；还有航天科学家周盛，著名作家刘绍棠、从维熙、舒乙、韩少华、尹世霖，著名诗人郑小川，知名画家李燕，德育教育家李燕杰，中国煤矿文工团团长瞿弦和，著名演员张天民、李亚林、雷恪生、颜彼得，知名记者贾玉祥、王晓琨、李培禹、刘连枢、刘京钊，著名体育播音员张之，北京电台主持人梁言，原国家篮球队教练陈文彬，原北京排球队教练员张天任和国家足坛名宿金志扬等。

1985年4月1日上午，我回母校参加校庆。因当时的《法制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北京电台、电视台常发表我的文章，尤其是《北京晚报》正连载我写的侦破通讯《红旗轿车内的奇怪“千金”》，所以，当我签到时，直接被校长张觉民请上了嘉宾台。待我落座寒暄，方知嘉宾席依次为著名教育家、市教育局副局长韩作黎，老校友著名作家刘绍棠、从维熙，知名少儿文学诗人暨我的班主任尹世霖及老校长郭柏年、校总支老书记方道霖等。我忙掏出纸笔，挨个请他们为我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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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10点，担任主持的知名校友、北京电台著名播音员梁言宣布校庆开始。时任校长张觉民代表全校师生，对前来助兴的老领导、老校友表示热烈欢迎！随后，他小心翼翼展开一幅墨迹飘香的宣纸，并神采飞扬地介绍：“1960年，胡耀邦总书记在任团中央书记时，曾以普通家长的身份来我校出席家长会。今天喜闻二中校庆，他专门题写了两幅北京二中的条幅让秘书送来。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全场立刻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插图 王金辉 H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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